刘洪波

接受武汉
                               刘洪波

　　住在汉口。每次过江，都能找不到路。我知道我不是路痴。
　　人的脑子里有地图，我的武昌地图上有武珞路、徐东大街、中南路、八一路。除此之外，都是模糊的。
　　我不知住在武昌的人，怎样画他们的汉口地图，只知道在汉口打的，偶尔遇到司机开着开着就问路，“你告诉我么样走。我是武昌的，对汉口不熟”。我想，汉口的司机对武昌大概也是如此。
　　前些时在北京，有一个朋友也从广州到了北京。鉴于他一贯路痴，我自告奋勇从崇文门出发去见他。地铁转城铁，距五道口7天连锁酒店不足一公里，连续打了几辆车，司机都不知道该怎样走。他们说的是路修得太快，而且酒店肯定是新开的。
　　也许，除了武汉，不会有哪座城市的出租车司机会因为自己属于城市的某一个区域，而说服自己可以走不好另一个区域的路，而且对一个武汉人来说，武昌的出租车司机走不好汉口的路也是可以接受的。当然，一个武汉人，更不会为自己过江以后找不到路而惭愧。
　　这是武汉的特点，水划分了三镇，划定了市民生活的心理区间。这种划分使得人们有理由长期居住在自己熟悉的区间里，因为到了另一个区间，人会不习惯。武昌人不习惯汉口的喧闹，汉口人不习惯武昌的清静。至于汉阳，更是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地方，对多数人来说，那只是一个通道，武昌-汉口，汉口-武昌，大多要经过那里而已。
　　这种区分其实已经显得没多少道理。偶尔去武昌一趟，武珞路从傅家坡到街道口能给塞得满满当当，汉阳的王家湾也不会有什么时候能顺利通过，喧闹不分江南江北。只是我们的心里仍然在说，汉口有喧闹的商业，武昌是安静的大学区，汉阳在出产汽车。
　　很多初来武汉的朋友，会问武汉的市中心在哪儿，这个问题总是让我无法回答。我不得不承认，这个城市没有市中心，武汉三镇至少有三个中心。
　　遗憾吗，羞愧吗？我从来没有。这就是武汉，一座市民生活很方便的城市，一座有山有水的城市，让你既可以找到闲适又可以马上投入喧哗市井。我知道很多人抱怨这里发展不够迅猛。我想，发展不够迅猛，没什么可奇怪的，与这个地方好不好没有关系，你不能把武汉搬到沿海去，也就不必抱怨它错过突飞猛进的时机。如果接下来武汉获得发展，也未必是因为我们作出了多少前人没有作过的努力。
　　生活在这里，接受这座城市，我想还是不要在心里抗拒它或好或坏的特性。
　　                                      2007-8-16

华洋杂处
                                    刘洪波

　　11月下旬的武汉，最热的城市新闻是美国在汉设立总领事馆。
　　它有什么重大意义，我说不好，勉强说下去，必然荒腔走板，所以只能说点小的。
　　过去上海滩称十里洋场，华洋杂处，你说这是在掠夺也好，是在开发也好，客观上上海因此从一个叫松江的小城发展成了远东最具国际性的都市。汉口的情况，大致与上海类似，洋场比上海短一些，华洋杂处却是差不多的，同样的，汉口也因此而国际化，套用现在的话，算是“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窗口”。
　　华洋杂处，在上海搞出的一个名目是洋泾浜，在武汉大概也有相当一些人是这样。这几年武汉搞赛马节，就曾经发掘出一位老人，说是当年跑马场的工作人员，精神矍铄，走了一圈。二十多年前我在沙市图书馆上班，看门的刘老汉目光炯炯，说早年在汉口做过银行练习生，“练习生”，这个说法有老派新潮感觉。
　　华洋杂处，最大的一个用处，可能是让人能经常见到不同的人，不同的想法，让人对差异变得习惯，而不至于莫名惊诧。安东尼奥尼拍的纪录片《中国》，拍到河南林县的村子里，人们一方面是成堆地挤着看洋人的，但洋人的镜头转到哪里，哪里的那堆人就会迅速、安静地闪开，解说词说，这些人并不可怕，也未怀什么恶意。但他们会躲闪，因为他们太少看到陌生人。城市是陌生人相处的地方，但华洋杂处的少，这些年慢慢多起来了，围观洋人的情况没有了，不过华洋杂处的情况更多一点，就不是围观不围观的问题，而是会更多地接触到那些离经叛道的生活，而且彼此会发现离经叛道的生活和想法大多还是正常的生活和想法，这样大家会把“正常”的范围扩大一些，内心的包容度、开放度也会大起来。
　　很多人看到武汉有了外国总领事馆，会想到办签证不用跑北京了。固然如此，但很多人一辈子也不会出国一回，却也并非如报纸所说的，城市的知名度提升了，增加一些自豪感而已。总领事馆的出现，会带来更多的陌生面孔，媒体报道中可能在汉设立领事机构的国家还有荷兰、意大利、爱尔兰等等。这些面孔在城市的各个地方出没，这将是一个相互影响的过程。不管对谁，有更多机会接触到不同的人，总是一件有意思的事。
　　一般情况下，见到陌生人你不会像过去那样，朝“特务”的路子上想，而会把他当作一个跟你一样的普通人。专门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人员肯定还是要大家把弦绷得紧一点，但你可能就是紧不了，因为你不是生活在敌情年代。
　　封闭越多敌情越重，什么时候完全开放了，敌情观念差不多就留给专门人士去承担了，就像打仗的事情要放心交给军人去办理，你不必天天穿个仿军服充好汉，不会老想摸摸枪、打打靶，而是迷上了“国际时尚”，这是内在的开放与轻松带来生活美学的变化所致。
　　                                      2007-11-26

我在哪个镇
                                  刘洪波

　　大学报到的时候，是我第一次来武汉。长途车停在钟家村，转了几趟公汽才到珞珈山。我的第一件事是辨认三镇，哪里是汉口，哪里是汉阳，哪里是武昌。
　　我估计，每一个初来武汉的人，所做的第一件事，大致与我差不多。我接待过不少外地朋友，他们总是会问“我们现在在哪一个地方”，这样问的时候，并不是问一个具体的地点，而是问在武汉的“哪一个镇”。
　　武汉最为有名的，不是江城或火炉城的名号，也不是黄鹤楼、高山流水、辛亥首义，而是“三镇”。任何一座城市，你不会对它的地域构成感兴趣，只有武汉，因水而隔的三个区域成为人所共知的城市别称。
　　很难想象武汉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城市格局，沿江城市都不是这样隔江对峙，并行发展。今天，“城市群”是一个很时髦的说法，考虑到三镇在行政上曾经各有独立建制，武汉其实就是中国最早的城市群。
　　三镇格局对武汉各个区域的市民生活所形成的影响，当然明显。但我不知道“三镇”这个说法是否制造了城市整体性的欠缺。很多人说武汉很乱，我想，这或许与武汉各个地域有明显不同的生活景象有关。在汉口、在汉阳、在武昌，城市有不同的市井风貌，人们有不同的生活方式，这可能让人觉得不像是在一个城市。但实话说，我喜爱武汉的这种感觉，城市嘛，包罗万象才好。
　　也许“三镇”这个说法，又有让人产生杂乱联想的倾向。自从镇这个词从指称军事要地变成指称乡镇，它就开始给人一种泥土气和杂乱感。你想到镇这个字，心里不会出现一幅都市景象，而是一派集市风光。“三镇”，会在人心里产生“三个乡镇”的感觉。有人说武汉像一个大县城，本源未必在于武汉的实际景象，而是源自“三镇”的联想。事实上，武汉人现在已越来越少把“三镇”挂在嘴边了。
　　当然，我怀疑“三镇”这个说法在某种程度上也使市民产生了某种心理暗示，从而使市民生活变得大大咧咧而不太讲究品质。品质并不与金钱挂钩，在任何经济条件下，人都可以朝精心、细致的方向生活。武汉人大气爽利，但有时未免混淆了性情豪爽与对生活粗放的区别，例如很多貌似高雅消费的场所，大模样状似可观，但如果注意一下边边角角，很容易发现装修上得过且过的证据。
　　武汉的两条江上已有许多桥梁，现在又有几座过江桥隧在建设之中。交通可以使不同地方的人类生活变得均衡，方便的三镇联系也会使武汉作为一座城市的整体感更强吧。或许不知不觉中，“三镇”会渐渐成为历史名词，虽然长江和汉江仍然穿城而过，但对城市生活会越来越像两条内河而不是心理上的阻隔。
　　                                 2007-12-4

乐观预期
                                刘洪波

　　武汉城市圈成了试验区。
　　前面有很长的定语，一个是综合配套改革，前面是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再前面，还有一个，是全国。
　　一口气念完武汉所获得的这个新称号，很有些困难。我也不知道这么长一个称号，翻译成外语是什么样子。
　　似乎不能有简便的办法。
　　我看到的一个简化说法，是“两型社会试验区”。“两型社会”，实在是懒汉的简省办法，很让人莫名其妙。现代社会，型号多多，举不胜举，学习型、创新型、M型、压力型、快乐型、知识型……不是只有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两种，“两型社会”到底哪两型？而且，“两型社会”，听上去像是割裂的样子，“两”总给人一种矛盾、分化、对立的意象。
　　听说不能叫“新特区”。这是个规矩，这个规矩的意思是，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与特区是不一样的，不能让人产生它是新特区的联想。究竟怎样不一样，我没想明白。我看到外地媒体仍然用“新特区”这个不准确的说法。他们没有领会试验区的精神实质，我努力领会，也没有领会到位，我想，特区不也是试验么，是说试验区是只能在定义范围内试验，例如武汉试验资源节约、环境友好，成都试城乡统筹发展，而特区是哪儿都可以试验？
　　试验是一个很有科学色彩的说法。我一直觉得试验是一个褒义词，就是因为它总是被我看成科学活动，而科学的意思就是正确。每次听到试验，我会联想到瓶瓶罐罐，里面装着水，兑来兑去，突地一下，火焰大放，试验的人开心大笑，“成功了”。
　　试验区使人产生一种想象，试验成功，大家就跟着来，试验不成，大家要引以为鉴。既然要试验的是资源节约、环境友好，总不能说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社会建设不了吧，所以试验是一定要成功的。既然一定要成功，那就好办了。
　　其实，试验之可能，在于条件可以被控制，玻璃杯、配比量、燃烧温度等等，都不是开放性的，这才能够试验。而社会的变化却没有那么精密，那么容易获得受控条件。科学是分化的，社会是整合的。科学由想象力与受控试验而发展，社会由想象力与难以控制的条件结合而推动。
　　我不想讨论试验、科学、社会等概念在精确区分，只是要说试验区与非试验区的划分表明社会发展在中国有着自己的特性。这种特性往往主导着城市的发展、地区的发展，不仅使人们习惯于政策的差异，也生产了“争取更优政策”的种种努力。
　　试验区是一个称号，但也绝非只是一个称号。试验区足以让人去猜想武汉所受到的关注。关注不是平均分配的，关注主导着人们的情绪与行为，会由此想象关注所产生的各种“倾斜”，一座城市由此进入乐观预期迅速发酵的时期。
　　                                2007-12-16

节日快乐
                                刘洪波

　　博客上有人留言：“觉得你不一定会过圣诞节，所以就不祝你圣诞快乐了”。
　　什么话，凭什么我就“不一定会过圣诞节”。春节要过，中秋要过，端午要过，元旦也要过，为什么圣诞节就不一定过？难道非得先皈依了上帝不成。
　　世界上至少有一百个国家在过圣诞节，这不就是国际惯例么。国际惯例，我是要遵循的，何况吃饭逛街，快乐得来不麻烦。
　　有人认死理，硬说圣诞节就是西方的节，宗教的节，我们过不得，一过就会把中国文化给过丢了，是不是中国人都有疑问了。我想，这种人首先得罪了中国全体信仰耶稣的教徒，因为他们信了教，并没有变成“二鬼子”；其次伤害了大多数青少年的感情，他们大多要圣诞节的，但他们并不见得信仰耶和华，也并非就会丢了中国文化；其三，如果这种人自己过元宵节的时候不推本求原地谴责隋炀帝粉饰太平，那也对不起自己的主张。今年的圣诞节没有“十博士”来发起抵制运动，想必他们也想通了。
　　圣诞节在都市里已经是一种普通的青年文化，没有必要硬往宗教上拉。当然，你要说这就是文化被殖民的证据，我也服气。毕竟，我们的春节还没有走向世界，文化交流就不算对等。但要那么对等的话，格里高利历也不必用了，还是阴历纪年吧，等他们都接受我们的阴历，我们再来接受格里高利历法。
　　我想，按这种想法，一定还要很多国家的愤愤不平。例如耶稣降生于中东，不下雪呀，凭什么“国际惯例”过圣诞就得画些雪花，圣诞老人为什么要一身寒装。而且南半球的国家，圣诞正是夏日，热浪滚滚。这没有办法，世界上更多的重要国家在北半球，世界上更多提供全球化生活样式的国家在北半球。
　　我的平安夜是这样过的，先是约朋友在香港路一家餐厅吃饭，然后到了江边泡了会酒吧。沿路所见，人车如潮，哪里都是过节的样子，喜气洋洋，没见人发“中国就是人太多”的牢骚，交警们也格外客气，连素以违章必罚称誉于司机群体的江岸交警都没有违章必罚了。大家都很配合气氛，圣诞节算是凭空多出了一个必然和谐的日子，这是正面效果。
　　可以对城市的服务业提点意见。餐厅取消了优惠活动，酒吧甚至设起最低消费每人68元，感觉有些不爽。圣诞嘛，戴红帽子的商家貌似都讲个“格调”（很高雅的说法哦，不是“味口”，不是“调调”，而是“格调”），何必搞得像春运中的运输户、大暴雨天的扁担工呢。马路对面的饺子铺，没戴红帽帽，价也没涨，戴了红帽帽就有理由涨价了？
　　接下来要进入节日季。相信您会有节必过，祝您节日快乐。
　　                                        2007-12-26